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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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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怒江水电工程决策过程中三方利益博弈民主
国际先驱导报 日期:2004.04.21

  怒江大坝以脱贫致富之名而筹建。所谓脱贫,当地人民的利益理应被放在重要的位置来考虑。整个决策过程是否科学民主,论证报告是否中立公正,一直以来遭人质疑。

  当我们在讨论怒江大坝中环保和致富哪个为先的同时,还应该关注另一个民主决策问题。只有决策过程充分民主,我们在上马建设工程的时候,才能在各种利益之间实现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怒江大坝工程决策中的三方利益博弈民主

  作为电力企业和政府,都希望从怒江大坝的建设当中获取利益,这无可厚非,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民众的利益同样需要在这一浩大工程中被摆在突出的位置。如何取舍,怎样博弈,谁来做主,这都在决策过程中成为了重要话题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时捷报道 讲“兽道”也要讲“人道”。这是云南大学生态与植物研究所所长党承林教授关于怒江大坝必须建设的著名表述。他觉得,在重视生态保护的同时,也要注重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怒江大坝的建设正是基于此而行的。

  去年以来,怒江大坝成为当地政府振兴经济的一把即将启用的“尚方宝剑”。但是,有关于人民是否能得利也成为主建派和反对派交锋的重点。

  清华大学教授李楯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就表示了他的不同看法。“在水坝建设中,获利的首先是电力部门;其次是地方政府;在现行体制下,老百姓很难参与到这个利益分配过程中去。”

  电力要盈利

  2003年6月14日,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云南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云南电力集团水电建设有限公司、云南怒江电力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订协议,共同出资设立公司,全面启动怒江流域水电资源开发。

  华电云南总经理郭世明承认:“建水电站,受益最大的确实是在企业,但华电是国资委领导下的国有资产控股企业,代表的是国家。”

  对此李楯担心:“没有一个工程大家会按成本价报,报批的数字本身含有相当大一部分利润。所以只要某个工程国家批了,财政拨款了,他们就可以赚钱,根本不用考虑建好之后能不能有效运转、能不能盈利。”

  事实上,在怒江这样水能丰富的地区,电站盈利似乎并不困难。仅仅靠着目前怒江支流上的49座中小型水电站6万千瓦的发电量(只占整个怒江地区可开发的水能的0.03%),水电公司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劳动就业部门和纳税大户。怒江州水电局的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目前当地水电行业2000多人就业,每年纳税在1000万以上。

  政府要脱贫

  2003年10月,受云南方面委托,国电北京勘测设计研究院提交了一份名为《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情况简介》的报告,其中在“怒江开发的评价”项下算了一笔账:“怒江全部梯级开发后每年可创造产值340多亿元,直接财政贡献可以达到80亿元,其中地税年收入可以增加27亿元。”

  2002年,怒江州全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05亿,比15年前只增加了3000多万,财政自给率仅为14.7%。因此当地政府把目光锁定在水电上。

  同属三江并流地区的澜沧江漫湾水电站让怒江州看到了脱贫的希望。据统计,现在国家财政每年可从漫湾电厂获利1亿多元,省财政获利5000多万元,所涉及的4县共获利5000多万元,漫湾电厂和省电力公司共获利1.2亿多元。

  业内还有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华电集团曾经承诺怒江工程建成后,每年给云南省上交利润13亿,因此得到了云南省的高度重视。

  住民的利益

  《怒江中下游流域水电开发与环境保护情况简介》中提到,“开发后,实现以电代柴,怒江每年可节约50万立方米现在被当做燃料的木材。再次,给当地带来大量的就业机会。据此推算,怒江中下游水电站将可带来44万个长期就业机会”。

  李楯曾以此咨询一位当地电力部门的负责人:“现在水电建设都是机械化运作,你又不能叫老百姓来挑石头,你们怎么创造那么多就业机会?你觉得你能新招多少人。”那位负责人告诉他的答案是“170个人,其中当地人40%吧”,而实际操作中,由于当地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文化水平很低,也许这40%也无法保证。但是,当地的官员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虽然电站本身的就业机会有限,但是电站为地方带来的收入将使我们可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其它产业,这种就业机会那些反对派就没有考虑在内。”

  同时,补偿问题也是移民关心的重点。按照开发方案,整个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要淹没大约6万亩耕地,其中怒江州境内占4万亩。怒江州水库移民涉及安置人口近5万人。赵振中透露,移民安置一般是企业出补偿,政府负责移民实施。怒江正在争取国家按照三峡移民的标准来进行补偿,即人均补偿5万~7万元。

  怒江大坝最近的邻居、18年前动工兴建的漫湾水电站曾经喊出“漫湾发电之日,也就是百姓富裕之时”的口号。但从1993年大坝正式发电以来,当地住民的生活并无改善。当时漫湾电站因为投资最省而成为中国“七五”、“八五”期间的重点水电站建设项目“五朵金花”之一,工程节省投资的一个途径是给住民的补贴达到了当时“全国最少”,人均还不到3000元。而后期发展扶持基金,电站也按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每个移民每年只给400元。

  至今,漫湾移民整天守在电站的旁边,却用不起每度高达一两块钱的电,政府“以电代柴”的承诺成了一句空话。根据云南省农调队组织的调查,水库淹没前移民纯收入是高于全省坝区平均值11.2%,1996年水库完工淹没以后,现在只有全省平均值的46%左右。

  何大明更进一步估计,由于这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因此住民面临的也许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云南省此前组织的几次怒江州向外移民几乎全部失败,因为怒族人坚持自己的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本来到了思茅应该穿短衣短裤裙子,但是他们还是穿传统服装,结果受不了,他们又不愿意改变生活习惯,很多人都中暑生病又跑回去了。”

  利益与民主决策

  但是,根据目前记者调查的情况,怒江地区的民众对于这个大坝建设的详细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这就更加需要呼吁更为透明的民主决策。一位政治学者对本报记者指出,我们不去评价决策是否真的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我们想说的是,这么大一个工程的决策,显然还不够透明。

  在怒江大坝工程的争论中,“国家”是当地政府和电力公司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语。当有人质疑电力公司因为利益驱动而不遗余力推动工程时,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完全代表集团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些大型企业都是国家的公司。”言下之意,电力公司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但是有专家对此表示,难道保护当地的环境就不是国家利益了吗?

  国家发改委能源局的一位处长承认:“(因为破坏环境问题难以量化),我们只(对国务院)讲对当地带来了多大的税收,我每年从电力拿出多少资金支持当地经济发展,有库区维护,有后期扶持基金……”国家环保总局牟广丰处长也提出:“我觉得我们利用一些机制上的弊端,把让上级应该听到的话滤掉了。”

  在怒江工程的实际运作中,电力部门和政府显然居于强势地位,如何实现住民的利益,恐怕是今后决策的一个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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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型水电工程1600万移民中1千万人身陷贫困

  记者 张可佳 “大型水电工程创造了巨额财富,但库区移民生活依旧贫困。这不是红水河岩滩、大化两个电站的个别现象(本报7月28日报道),而是很多地方,特别是西南水电大开发中的普遍问题。”四川省地质勘察开发局总工程师范晓对记者说。

  他和水资源问题专家、《中国水危机》一书作者马军等日前考察了川西北多个将建或在建的大型水电工程,对大型水电工程漠视库区利益诉求而引发新的贫困问题,多有接触。

  范晓说,正在建设的大渡河上最大的水电站———瀑布沟电站,涉及移民超过10万人,处于库区的汉源县城要全部搬迁。这些受影响的城镇居民和农民,原本生活在较富庶的河谷、坝子和平原上,现在都要搬到生产和生活条件很差的地方。而他们得到的补贴远远不够买新房。一些城镇居民的铺面房怎样补贴,没有说;农民将要搬到哪里,也没有讲。

  他认为,多年来形成了一个定式———修大工程是国家的需要,政府怎样定,百姓就怎样做。但环境影响评价法规定,所有大型工程受影响社区的群众都有知情权,都有参与和发表意见的权利。

  范晓举例,四川省政府特批,瀑布沟水电工程开发商可以以最低标准给移民发补贴。这里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种事实上的企业行为和企业利益被“国家的需要”遮盖了;以“脱贫、发展为目标”的水电工程,结果适得其反,甚至使一些原本较富裕的农民陷入贫困之中,“这不公平”。

  当然,这样的后果并非政府希望的,问题的严重性出乎他们的预料。云南社科院专家于晓刚说,“云南漫湾电站建设前,是当地政府‘替’农民跟水电公司签订的协议,很好的生存条件就这样低价卖掉了。直到后来,看到库区移民日益贫困、生计无着、就业无门,很多人靠捡拾垃圾维持生活的悲惨处境,县乡政府官员才有所醒悟。后悔药,政府可以吃,但真正受苦的是上万移民。这也是最不公平的事。”

  “大型工程上马,政府和投资商首先要为环境买单。”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林凌说,“甘孜地区在长江上游,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一旦这里的生态资源被破坏,遭殃的不仅是当地人,大半个中国的长远发展都会受到影响。因此,在这些地方搞大型工程要格外慎重,国家要给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策和足够的钱,扶持绿色农产品开发。而不是靠大型工程脱贫。”

  距怒江所在地六库镇10公里就是新村。新村农户1年养牛收入1万元左右,是当地较富裕的村子。怒江流域的第一个大电站就要建在新村附近的小沙坝村,村民将全部移走。

  “明天的生活怎么样?”新村村民心中没有谱儿。不久前,于晓刚他们选出十几个代表专门去看了漫湾库区的移民。他们了解到,电站建成后,库区移民生活越来越艰难,一些移民妇女和儿童成了东部人贩子的目标。有的男人发现老婆被拐卖走了,却拿不出两万元“路费”给当地警方找人。

  马军认为,这些问题是“大型水电工程的硬伤”。他说,对水电带来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尚有不同见解。但对库区移民的贫困问题,对与此连带的社会安定问题,各界却有一致的认识。

  他说,山高谷深建坝容易,但淹掉的,全是最适宜居住和收获的好地方。让移民“上靠”、“后移”的地方,往往都是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石头山。不仅地质灾难多发,还难以谋生。

  马军指出,移民问题,不是给一笔钱就能一了百了的。发给移民的钱通常够用一两年,以后没了生计,必然陷入贫困。像漫湾的一些移民完全失去土地,虽被改了城镇户口,却领不到城镇贫困补助。多数人没什么文化,就业机会很少。这些问题,水电公司不考虑,政府事前也没想到,现在全压在农民头上。瀑布沟即将移走的10万人也同样面临这些难题。

  马军自认,这些担心并非没有来由。50年来,中国大型水电工程共有1600多万移民,其中有1000万人处于贫困之中。世界银行提出一个原则:移民搬迁后的生活不应比搬前差。但我国目前的搬迁补贴标准显然过低了。

  马军说:“我们不能前账未了,又欠新账。”现在各地政府需要对大型工程建立一整套程序,把移民利益和未来发展问题全考虑进去,包括要具体到淹没的小水电怎样补偿———农民原来用一度电一两角钱,不能修完大电站,还让他们花八九角钱去买电,让乡村企业因为用不起电而倒闭。这个道理讲不通。

  记者了解到,红水河两大电站“水电扶贫”却引来了天价电的问题,在距离怒江不远的澜沧江漫湾电站同样出现了。原来在这些水利资源丰富的山区,已经建设了不少小水电,有些甚至不用建坝就可满足当地用电,那些架设在山溪、小河上的微型水电站对生态和环境的影响接近零。电费很低,农民都用得起。但大电站卖的电一是用不起,二也用不上———没人出钱给农民往高山峡谷上架电线送电。

  专家们最后说,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解决政绩观的问题。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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